重估历史与文明——略论中国人类学对法国学术传统的继承

许卢峰、汲喆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）

文章来源：《人类学研究》第14卷，2021年8月

运用诞生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，进而对既有的理论与方法形成批判性的反思、对熟知的现象形成崭新的理解，这是人类学这一外生性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，也是人类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基础性工作。一百多年来，由于所依据的理念和所关注的问题的不同，中国人类学者已经形成了相当多样的研究传统。这些传统中最为人熟知的，当属深受英语系人类学影响的“燕京学派”，即在1930-40年代以北京燕京大学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网的吴文藻（1901-1985）教授及其多在英国、美国留学弟子们——包括李安宅（1900-1985）、林耀华（1910-2000）、杨庆堃（1911-1999）等人——所形成的研究团体。他们重视对“社区”与“文化”的实地调查，尝试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“制度”与“功能”。1949年以后，由于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被关闭，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也相继从1950年代起被取消，“燕京学派”已不复存在。但是，由于这一学派在中国人类学建设之初的卓越贡献，也由于吴的弟子之一费孝通（1910-2005）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中的特殊地位，“燕京学派”至今为人所乐道，相关的研究已经为数甚多。然而，有关法语系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，其研究仍极为不足。有鉴于此，本文将考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的法国因素的传播、接受及其效果。当然，在中国，并不存在一个人类学的“法国学派”；在学术交流极为密切与开放的今天，几乎没有谁会固守某一特别来源的学术资源。但是，我们将要指出，法国因素、特别是其汉学与人类学、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经典传统，确实对于中国人类学具有一种独特的建构作用，促使后者将对中国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。在21世纪初，法国因素又在新的局势中，启发中国人类学者竖立雄心，重新将“文明”确立为人类学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基本范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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